内容摘要：文学翻译中的互文重构指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时通过对其他作品的借鉴与引用在目的语文化中建立了新的互文关系的现象，旨在增强译文语言的表现力，提高译文本身的可接受性与艺术感染力。本文通过评介张智中的新著《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主要探讨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的互文重构现象，包括互文重构的文本表现、互文来源、动态生成、修辞原则与应用范围。互文重构有利于亲近译文读者，对中国文学 “ 走出去 ” 不无启发。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文学翻译；互文重构；《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
近二十年前，笔者在河南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杨朝军老师在翻译课上曾给我们提到过语篇语言学中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也就是语篇（文本）之所以是语篇的一些基本特征，即意向性、信息性、可接受性、衔接、连贯、情景性与互文性（Beaugrande & Dressler）。笔者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其中的互文性，因为也曾听过河南大学徐盛桓老师做的一个名为 “ 幂姆与文学作品互文性研究 ” 的讲座。自从 2012 年博士毕业之后，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与翻译的关系就成了笔者在翻译课上重点讲授的内容之一，津津乐道的便是互文性与翻译。互文性是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 Kristewa）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语篇语言学中指 “ 一个给定文本与之前遇到过的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关系 ”（Neubert & Shreve 117）。翻译是与文本打交道的，译文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也需要满足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不管这七大特征与原文的是否一致。译文中的互文性与原文的往往不一致，因为 “ 原文有与其他原语语言中的文本的互文关系，译文也会与译语语言中现存的文本建立新的互文关系 ”，“ 任何译文都不妨视为具有双重的互文性 ”（Neubert & Shreve 118）。其中，译文与译语语言文化中现存文本建立新的互文关系的现象不妨称之为“ 互文重构”，类似于张保红（《诗歌翻译探索》113）所提到的 “ 跨文化互文 ”。针对原文中互文关系，译者要么对之再现，要么淡化或删减，学界也多有探讨，尤其是引用或典故（互文性的典型表现）的翻译。文学翻译中的互文重构现象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笔者的“ 文学翻译” 课上，语篇与翻译是必讲内容，重点就是文本性的七大特征与翻译的关系。讲到互文性与翻译时，多年来都会举到一个例子，即赵彦春翻译杜秋娘的《金缕衣》。《金缕衣》原文为：“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赵彦春（218）把其译为：“Cherish not your clothes of gold;/ Cherish your time ere you’re old. / Pluck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 / Wait not to pluck a bare spray.” 对英国诗歌比较熟悉的读者看到这个译文时很有可能马上会想到英国 17 世纪诗人赫里克（R. Herrick）的一首名诗，即 “To the Virgins, to Make Much of Time”，该诗的第一句为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赵彦春的 “Pluck your rosebuds while you may” 明显是化用了赫里克的诗句，是一处典型的互文重构。黄杲炘在《英国抒情诗 100 首》收录了赫里克的这首诗，并为第一句加了一个注释，说 “ 全行意近我国唐人绝句《金缕衣》中的 ‘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黄杲炘 282）。黄杲炘意识到了两首诗之间的相似关系，赵彦春则在翻译中有意识地运用了两者的相似关系，为其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创建了新的互文关系，给译文读者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互文重构的译法值得借鉴。张智中 2023 年出版的新著《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是互文重构的典范之作，该著被纳入曹顺庆主编的 “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丛书”，由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结合张智中的新著，本文旨在探索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的互文重构及其在整个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希望对中国文学 “ 走出去 ” 有所启发。
张智中古典诗词英译中的互文重构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的互文性，典故就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之为 “ 事义 ”，是其 “ 六观 ” 说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曾把互文性定义为 “ 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利用、相互指涉、相互渗透的关系 ”（冯全功，《论文学翻译中的互文翻译观及其应用》 22）。如此看来，中国古典诗词整体上就是一个庞大的互文网络，主要涉及用事（典故）与用语两个方面，包括仿照、戏拟、借用、化用、正用、反用等，既有在整个语篇层面运作的，也有在具体话语层面运作的。由于中外读者语境视差的存在，如果不采取一些补偿手段的话，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互文性很难再现，原文中的互文联想也就流失了。换言之，针对目的语读者而言，由于缺乏相关背景知识，互文再现很难在译文中完全实现，译文的审美效果就会打些折扣。从这点而言，在目的语文化中重新建构一种互文关系也可视为一种审美补偿。常言道，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的艺术，如果说未能再现原文中的互文性是失的话，译文中的互文重构便是得，有利于激发译文读者的审美想象，也是亲近读者的一种重要表现。
互文重构中的用事容易识别，毕竟大多引用的典故已成为公共文化资源，用语则相对不易识别，尤其是译者平时阅读所获取的互文资源。中国古典诗词英译中的互文重构绝大部分是用语型互文重构。张智中的《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通过自己的大量英文阅读把用语型互文重构用到了极致。他把自己的英文阅读称为“ 互文（性）阅读”，即 “ 为翻译的阅读，为汉译英的阅读，或者为汉诗英译的阅读 ”，强调 “ 在阅读英文的过程中，脑子里想着汉语诗歌，一旦有了联想，就随时记录，并善加运用 ”，认为 “ 只有经过这种大量带着翻译意识的阅读，才能有效提高翻译能力，提高译文的质量 ”（张智中，《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 4）。
不管是顺向翻译还是逆向翻译，译者的目的语语言修养与水平都是至关重要的，毕竟译者的目的语水平有多高，他（她）的翻译水平才有可能有多高。针对从事汉译英的中国译者而言，英文阅读主要在于提高译者的英文水平，如果英文水平不过关，译文注定是平庸的。张智中的 “ 以汉诗英译为目的的互文性阅读，目的就是吸取当代英文之精华，用活泼、清新、凝练、诗意的当代英文，来传达中国古代诗歌之意境 ”（5）。简言之，“ 读英文，译古诗 ” 就是张智中的翻译理念。这种理念不是简单提出来的，更不是喊出来的，而是从他的大量翻译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多年实践的结晶。张智中在书中写道，曾偶然读到过一句英语：“The river nestling up to Auntie’s village zigzagged from west to east, it was a place of seductive charm all year round”，于是便想到了杜甫《江村》中的诗句 “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然后就借用所读到的英语把其译为 “A limpid river nestling up to the village / zigzags from west to east: a place of seductive / charm all year round. The long and languid / summer sees the villagers at great ease”（18）。这就是典型的用语型互文重构，不过如果作者不点出引文来源的话，译文读者很难识别其中的互文关系，译者的高妙也许就在于此。
针对互文来源而言，张智中所引用的话语既有源自英文诗歌的，也有源自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于张智中主要是通过大量阅读在他的译诗中借鉴地道、优美的英语表达，大多并未标明出处，标明出处的以英文小说居多，大多为原创作品，也有个别是翻译作品。张智中在著作中明确引用的作家与作品包括王尔德（O. Wilde）、雪莱（P. B. Shelley）、欧文（W. Irving）、弗罗斯特（R. Frost）、兰姆（C. Lamb）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Tales of Shakespeare）、劳伦斯（D. H. Lawrence）的《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杜穆里埃（D.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菲茨杰拉德（F. S. K.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米切尔（M.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梭罗（H. D. Thoreau）的《寻找精神家园》（Letters to a Spiritual Seeker）、霍克思（D. Hawkes）英译的《红楼梦》、布莱克（S. M. Black）英译的《浮生六记》、凯利（J. Kelly）与茅国权英译的《围城》等。这里不妨试举几例，如刘禹锡《竹枝词二首（一）》中的 “ 道是无晴却有晴” 被译为 “...oh my sunshine; / if not here, it is there”（44），这里的 “my sunshine” 是对美国民歌 You Are My Sunshine 的引用。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 “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被译为 “...where the sunny / beauty knows no / bounds before it / fades to be fainter, / paler, and dimmer”（100），这里的 “fainter, / paler and dimmer...” 化用自威伯（M. Webber）的一首小诗《夜》（Night），即 “Fainter, dimmer, stiller each moment, / Now Night”。崔道融《梅花》中的 “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 被译为 “North wind, please / be obliging and/ accommodating / — be a blower and / preserver, instead / of a destroyer”（268），这里的 “preserver”“destroyer” 则源自雪莱《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的 “Wild spirit, which art moving everywhere; / Destroyer and preserver; hear, oh, hear!”
张智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阅读英文时每时每刻都想着古典诗词的英译，把很多地道的表达直接融入到自己的译诗中，或对相关表达稍加改造，以适应诗歌的语境。如在《飘》中读到 “...the many hooves kicked up little red clouds of dust” 和 “She laughed like everything when we told her about it” 时就想到了李白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一）》中的 “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于是把其译为 “At the sight of a galloping horse, / whose hooves kick up little red clouds / of dust, the imperial concubine / laughs like everything”（176-177）。读到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中的 “‘Really, Miss Lin. Some of the things you say cut sharper than a knife!’”（“ 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 的译文）时便想到了贺知章《咏柳》中“ 二月春风似剪刀” 的翻译，于是把其译为 “...The spring wind of March cuts sharper / than a pair of scissors”（73）。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旨在提高译文语言的地道性与生动性。由此可见，张智中作为译者的互文重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互文来源也十分广泛，既包括英语原创作品，也包括英语翻译作品，不管读者能否意识到译文中的互文重构现象，译文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语言表达的生动性与地道性方面。
张智中的互文重构并不限于一种译文，通过英文阅读还会反复修改自己的译诗，往往是多种译文并存，体现出很强的生成性。翻译是无止境的，也不会定于一尊，对译者本人而言也同样如此，就像作者所言，“ 译者在不同的时刻，读一首诗有不同的理解或感悟，便会产生不同的译文 ”（145）。与其说《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收录了 150 首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不如说作者记录了这 150 首诗词的翻译与修改过程，并且几乎所有的修改都有依据，也就是作者在阅读过程中搜集的英语句子中的相关表达。这 150 首诗词的翻译绝大部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文，如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有 12 个不同的译文，孟浩然的《春晓》有 8 个不同的译文，李白的《山中问答》有 7 个不同的译文。换言之，几乎每首诗词的翻译都涉及翻译修改，修改幅度或大或小，大多是译者基于自己的英文阅读进行的修改，也就是进行了新的互文重构，形成了同一原诗多种译本并存的局面。赵师秀的《约客》标题从 “Waiting for my Playmate”改译为 “Waiting in Idleness” 是从相关英文阅读中获得的启发（如英文句子 “A man, like a sword, rusts in idleness” 等）（42-43）。白居易《池上二首（一）》中的 “ 局上竹阴清 ” 从 “The chessboard is / checkered with sunlight / and bamboo shadow” 改译为 “The Chessboard is / checked in sunlight / and bamboo shadow”，其中介词的修改是受《飘》中“The red road lay checkered in shade and sun-glare beneath the over-arching trees...” 这句话的启发（52-53）。杜秋娘《金缕衣》中的 “ 有花堪折直须折 ” 从 “Pluck blossoming flowers/ now...” 改译为 “Pluck off blossoming flowers / now...”，译者添加的一个副词是受读到的一个英文句子的启发，即 “Plucking off branches, she made an honorable crown”（74）。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中的 “ 妆罢低声问夫婿 ” 从 “After making up I ask my husband/ in whisper” 改译为 “After making up I ask / my husband in a whisper”，其中不定冠词的添加也是受英语句子的启发，如 “Mr. Lorry asked him in a whisper, with a little anger” 等（74-75）。刘方平《春怨》中的 “ 金屋无人见泪痕” 从“in the sumptuous house, nobody/ sees my streaming tears” 改译为 “In the voluptuous house, nobody / sees my streaming tears”，其中形容词的变动则是受英语句子 “He moved from end to end of his voluptuous bedroom...” 的启发（89-90）。
还有一些修改并不是互文阅读使然，但也同样体现了译者精益求精的翻译家精神，如把杜牧《山行》中的 “ 白云生处有人家 ” 从 “in depth of white clouds, / there are a few households” 改为 “...in depth / of white clouds, my eyes / are caught by a household”（单复数的修改）（71）；把李纲《病牛》中的 “ 不辞羸病卧残阳 ” 从 “the sick cow chooses /to collapse / in the setting sun” 改为“the sick cow / is ready to collapse / in the setting / sun（” 谓语动词的修改）（174-175）等。张智中的古诗改译绝大部分都是互文阅读的结果，就像他自己所言，“ 只要我们不断坚持英文阅读，一首汉语古诗的译文似乎也就没有终止的时候 ”（185）。值得一提的是，张智中的《李白望月的 150 种方式》于 2024 年也在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提供了作者独立翻译的 150 种李白《静夜思》的译文，每个译文都是作者通过英文阅读建构的，也都会附有 5-10 个英汉对照的句子。这部著作更能体现古诗英译的动态生成性以及互文重构的丰富性与重要性。
张智中之所以能够不断地生成新的译文，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灵活的翻译观，所谓 “ 译诗，非译字，译其内涵，译其气势，译其境界也 ”（305）。张智中经常采取散体译法，不分行也不押韵，然后再把其分行排列，通常采取倒金字塔的结构。这种诗体结构为译者渲染原文的气势与境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张智中的译法与翁显良的散体译诗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意境烘托方面，“ 翁译的意境烘托法大多是通过添加相关话语表现的 ”（冯全功，《译诗要往活处炼 —— 翁显良古诗英译艺术研究》 142）。张智中增添的话语多是他英文阅读与互文重构的结果，有利于把原文内在的意境给烘托出来，如把林升《题临安邸》中的 “ 西湖歌舞几时休 ” 译为 “in the warm wind there is a faint vibration / of occasional noises of trumpeting, twanging, / strumming, singing, dancing, and snatches of laughter, / resounding through the West Lake, / When to rest?”（40）；把李商隐《登乐游原》中的 “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译为 “Breathtakingly beautiful is the setting / sun whose last beams fade into / a glow, each light deserting / the world with lingering / regret, like children / leaving a pleasant / street at dusk”（101）。杜甫的《望岳》原文共计 40 个汉字，张智中的散体译文却有 171 个单词，添加现象非常典型，如把 “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 译为 “Someday I’ll scale the height of the heights of the high mountain with unabated vigour, neither weary of adventure, nor willing to relax my efforts; before taking a little refreshment, I’ll have it in my power to enjoy the enclosing fair hills about me — the miniature landscape under my feet”（297）。针对这些添加的话语，作者基本上都会提供相关英语句子，点明互文重构的来源。
总体而言，张智中这种意境烘托或化隐为显的译法是值得肯定的，取得了较好的审美效果，但也会偶尔出现一些语义重复，译文显得有些拖沓与臃肿，如把朱熹《春日》中的 “ 无边光景一时新 ” 译为 “the boundless view / is stirring, heartening, / refreshing, uplifting”（257）；把李白《山中问答》中的 “ 笑而不答心自闲 ” 译为 “I smile in reply, / My eyes with a gleam of amuse- / ment, my countenance illuminated / with pleasure, my heart light and / my mind easy — my laughter / goes echoing among the hills”（183）等。译文中类似的语义重复有刻意渲染的嫌疑，显得过于雕琢，没有那种 “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 的感觉。诗歌语言贵在清新自然，在古典诗词的翻译中不宜为了互文而互文，为赋新诗强用词，尤其是与原诗语义有所冲突的。张智中的译文中也有个别这样的现象，如当他读到 “Constance drank deeply as Lady de Winter’s smile widened” 就把杜牧《赠别二首（二）》中的 “ 唯觉樽前笑不成 ” 改译为 “drinking deeply and heavily, no smile / is widened before a wine cup”，很明显这里的“no smile is widened” 和原文的“ 笑不成” 冲突，不如原译“no smile / is coaxed before a wine cup”（209）精确。再如，作者通过借鉴 “How could I have stayed abed” 把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 “ 还寝梦佳期 ” 译为 “I go abed for a fond dream of you”（245），这里的 “stay abed” 是地道的表达，“abed” 表在床上的状态，但“go abed” 搭配不当，不如直接用“go to bed”。张智中在书中写道，“ 读英文，悟其精髓，并巧妙运用，方显译者本领 ”（39）。瑕不掩瑜，张智中对所读英文的 “ 巧妙运用 ” 还是值得称道的。张保红（《译艺心语》 207）曾写道，“ 从翻译的实践过程来看，我觉得翻译像打拳。智中教授日日练、天天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现如今拳法越打越流畅，越打越娴熟，越打越精彩。” 综观张智中的译诗以及他对英文孜孜不倦的学习与借鉴，可知此言不虚矣。
关于互文重构的一些思考 互文重构是互文翻译的重要表现之一，往往是译者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所谓互文翻译指 “ 译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广泛参照和利用相关互文资源，在借鉴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力争产生精品译文 ”（冯全功，《论文学翻译中的互文翻译观及其应用》 22）。互文重构的前提是译者对相关互文资源比较熟悉或有所了解。这就要求译者广泛阅读与记诵目的语中的相关文学文本。张智中为了翻译中国古诗，每天都在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数十年来如一日，积累了大量互文资源，尤其是生动的搭配与优美的句子，还经常在一些微信群里以及自己的朋友圈中与大家分享。这种为了翻译苦学英语的精神在当下学术环境中是相对罕见的，令人敬佩，值得效仿。刘士聪（88）曾说，“ 做汉英翻译，写好英语句子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追求 ”，并把学习翻译英语句子分为三个阶段，即句法阶段、语义结构阶段和审美阶段。张智中对英语句子的学习更多是在审美层面，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 英语味 ” 或 “ 英文气 ”，并尝试把这种语言之美感、气息与韵味移植到他的古诗英译中。针对汉语诗歌英译而言，张智中（《中国古诗英译的策略》 57）认为，“ 译诗宜采取自由体诗歌的译法，以便充分淋漓地再现汉语诗歌的内在情韵和审美内涵 ”。在《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中，张智中的译诗采取的也都是自由体（包括不分行的散体），为其进行互文重构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译文灿然可读，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互文重构也是译诗语言归化的重要表现，有利于拉近大众读者的心理距离，这也是张智中（6）把“ 英美国家的文学爱好者或普通大众”作为自己心目中理想读者的重要原因。
译者对目的语互文资源的运用要遵循适应题旨情境的修辞原则，尽量避免引发译文读者与作品主旨或基调背道而驰的负面互文联想，尤其是读者较易识别出的互文性。从这点而言，作品主旨的相似性是译者进行互文重构的重要参考因素，作品的主旨类似于文本性七大特征中的意向性。如果两部作品的主旨相似，互文重构则有利于强化原文的主旨，如赵彦春翻译《金缕衣》时对赫里克诗歌的引用，因为两首诗表现的都是 “ 时不待我，青春易逝，要 ‘ 及时行乐 ’ 的主题 ”（张保红，《中外诗人共灵犀》 46）。陶渊明的《闲情赋》写的是作者对一名美人的思慕之情，其中连用 “ 十愿 ” 来表达自己的炽情，如“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 ” 其他八愿分别为美人的发之膏泽、眉之黛墨、身下之席、脚上之鞋、随身之影、照颜之烛、手中之扇与膝上之琴，只为了亲近与陪伴美人。笔者读到这首赋的时候马上想到了英国诗人丁尼生（A. Tennyson）的 “The Miller’s Daughter”，抒发的也是作者对磨坊主女儿的思慕之情。丁尼生用的是 “ 三愿 ”，和陶渊明的 “ 十愿 ” 很相似，如 “And I would be the girdle/ About her dainty dainty waist, / And her heart would beat against me / In sorrow and in rest:/ And I should know if it beat right, / I’d clasp it round so close and tight.” 这与陶渊明的“ 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 ” 简直如出一辙。丁尼生的诗中还有 “That I would be the jewel...”“And I would be the necklace...” 之说，与陶渊明的 “ 十愿 ” 相仿。在翻译陶渊明的《闲情赋》时，译者就不妨借用丁尼生的这首诗，包括“That / And I would be...” 的句式。译文读者也不难识别出其中的互文性，由于两首诗赋的主旨相似，互文联想对原文的主旨还有强化作用。狄金森（E. Dickinson）写过一首 “I Take a Flower as I Go” 的诗，表达了女诗人微妙的情感，与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的主旨相似。狄金森诗中有“I cross the hall with mingled steps / I silently pass the door” 之句，与李清照词中的“ 和羞走，倚门回首 ” 意象与旨趣大同小异，不管是英诗汉译还是汉诗英译都可以相互借鉴，如辜正坤就把狄金森的这行诗句译为 “ 过厅堂，和羞走，/ 悄声儿穿过门首 ”（转引自张保红，《诗歌翻译探索》 122），译文很容易引发读者的互文联想，相信译者也是有意借鉴李清照词作中的相关话语。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张保红（《中外诗人共灵犀：英汉诗歌比读与翻译研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有大量的对中国古典诗词与英语诗歌进行互文比读的现象，或主旨相似，或题材相似，或意境相似，或意象相似，这些英语诗歌都可作为对应汉诗英译的互文资源，反之亦然，读者不妨参考。
针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中的互文重构而言，目的语的语言学习是主动的、泛在的、终身的，学习的对象不限于英语诗歌，也不限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只要是鲜活的语言都可以为我所用。首先是对目的语诗歌语言的学习，也就是要大量阅读英语诗歌，尤其是名家经典之作，要反复阅读之，记诵之，品味之，体悟之，直至化入脑海，随时可供驱使。许渊冲也强调“ 在译诗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外国诗人的名句和词汇，使之‘ 洋为中用 ’”（转引自张保红，《译艺心语》 61）。英国诗人梅斯菲尔德（J. Masefield）的 “The Golden City of ST. Mary” 中有 “Oh, I’ll be shipping sunset-wards and west-wards- ho / Through the green toppling combers a-shattering into snow” 之句，黄杲炘在翻译时在 “toppling combers” 处加了一个注释，即“ 高高掀起的卷浪．toppling combers a-shattering into snow：比较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 ‘ 卷起千堆雪 ’ 句 ”（黄杲炘 10）。如果翻译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话，借用梅斯菲尔德诗中的相关表达无疑能为译文增添一抹亮色。汉乐府民歌《上耶》是一首经典爱情诗，原始如下：“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爱尔兰诗人彭斯（R. Burns）的 “A Red, Red Rose” 也是经典的爱情诗，其中有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 /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汉诗中的 “ 山无陵，江水为竭 ” 与英诗中的 “the seas gang dry”“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意象类似，抒发了相同的情意，所以在翻译《上耶》时完全可以借鉴彭斯诗中的相关表达。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引用目的语中经典诗歌中的相关表达很容易激发读者的互文联想，如果所译与所引具有相似的主旨与基调，互文重构的审美效果往往是比较理想的。张保红（《译艺心语》 217- 233）曾翻译过十二首描写杭州的古典诗词，其中八首借鉴了英美诗歌中的相关表达，涉及的诗人包括马洛（C. Marlowe）、雪莱、华兹华斯（W. Wordsworth）、叶芝（W. B. Yeats）、罗塞蒂（C. G. Rossetti）、庞德（E. Pound）等，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互文重构意识，读者也不妨参考。其次是目的语中诗歌之外其他文学作品的语言，小说、戏剧、散文等都可以，尤其是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戏剧等。阅读这些作品主要是为了提高译者的语言修养，善于把相关语言有意无意地化入到自己的译文。张智中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英文阅读量是惊人的，并且善于为我所有，年复一年，长期如此，令人肃然起敬。最后是文学作品之外的其他任何语言，新闻报刊、人物传记、旅游宣传、天文地理等等，只要阅读时有所会心，皆可学来备用。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所说的 “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与 “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对目的语语言学习同样适用。目的语语言学习要“ 转益多师 ”，要多储备 “ 清词丽句 ”，只有这样，翻译过程中的互文重构才能信手拈来，不管读者是否能够识别其中的互文性。花功夫才能有功力，有功力才会有佳译。在这方面，张智中为译者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互文重构并不限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都可以适度、合理地采取互文重构法，以助力中国文学 “ 走出去”。张保红（《译艺心语》64）还认为， “ 翻译实践模仿借鉴经典作品，可以是不同文学体裁的经典作品，可以是非文学体裁的经典作品，也可以是各类非语言文字的经典艺术品 ”。由此看来，文学翻译中的互文资源并不限于目的语语言资源，绘画、书法、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也都可资借鉴。《礼记·乐记》中有言，“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互文重构是跨文化交流中求同的一种表现，有利于走近译文读者，获得译文读者的认同，增强译文本身的亲和力与可接受性。霍克思英译的《红楼梦》中就有一些互文重构现象，引用的西方文学作品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班扬（J. Bunyan）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等。范胜宇（228）把这种现象称为 “ 以经译经 ”，也就是 “ 以英文经典译汉语经典”，认为霍克思“ 真正做到了中西结合、融会贯通”。霍克思的做法对中国文学“ 走出去 ” 颇有借鉴价值。明清时期的来华传教士翻译过大量中国经典，很多也有互文重构现象，尤其是以《圣经》解读中国经典，如英国传教士亚历山大（G. G. Alexander）翻译的《道德经》、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翻译的《西游记》等。译文中的互文重构更多是为他们传教服务的，如亚历山大《道德经》的英译名甚至为 Lao- Tsze, The Great Thinker with a Translation of His Thoughts on the Nature and Manifestation of God。这种互文重构值得警惕，不利于向西方传递中国的异质文化。互文重构是文学翻译中的普遍现象，不仅在中译外中存在，在外译中也同样存在。在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互文重构都要适度得体，求同不忘存异，相亲还须相敬。
结语 针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而言，互文重构是提高译文本身可接受性与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其中外国经典诗歌应该是最重要的互文资源。从这点而言，张智中《英文阅读与古诗英译》对英语经典诗歌的借鉴还有待提高。不过作为中国译者，张智中注重的是英语表达能力而非对经典英诗的借鉴，这本无可厚非，就像他自己所言，“ 作为汉诗英译的译者，无论中外，都必须大量阅读英文，汲取英文精华，并善加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译文的质量与水平，为中国诗歌走向英语世界做出贡献”（308）。只要努力学习外语，有足够优异的目的语表达能力，同时善于进行互文重构，中国人也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做好中译外工作。互文重构是求同的一种表现，求同是为了更有效地沟通差异。文学翻译的伦理目标不在于求同，也不在于存异，而在于致和，尤其是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如果译文与原文是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异比例适中、动态平衡的关系，致和的目标就不难实现了。互文重构作为求同表现的跨文化交流要义就在于此。在中国文化 “ 走出去 ” 的时代背景下，互文重构具有特殊的作用与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索。
转自网络，侵删
202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