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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尊奉的典籍 就《周易》而言，也有《易经》、《易传》和易学之分。《易经》是《周易》的专称，一般认为其书是周文王被囚于商时所作（这种认识有误，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形成于商末周初。《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易传》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大都认为是孔子或孔子的学生。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家经学的确立，《易经》被奉为经典，各朝代都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周易》的经、传，或作注释，或阐发其义理，他们的研究成果统称为易学。 　　《易经》、《易传》和易学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这里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圣”、“贤”之别；二是“作”、“述”之分。“圣”字甲骨文写作或，字形像人上张着个大耳朵，后来又加了张嘴巴，能听能说之义，引申为“通”。天文、地理、人事、物宜样样精通，并能说会道，不仅学问好，而且品德高，只有这种完人才能被称为圣人。“贤”字甲骨文写作，手指大眼睛，会意能看事，引申为善于模仿，多才多艺的意思。贤人模仿的是圣人，所以“贤人”是指才能、品德都不错，但比圣人还差一点点的人。因为能力差一点点，就有了“作”和“述”的区别。“作”是创作，最先发明的东西才能称为“作”。“述”的本义是循，遵循的意思。对已有的成说进行阐述、解释为“述”。孔子在《论语》中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述”和“作”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专利权的问题。《周易》是圣人创作的作品，是“经”。而《易传》是不是孔子写的虽然尚有争议，但即使是他老人家写的，也不能称为“经”，只能称为“传”。 　　“传”是传授的意思，是自认为懂“经”的人对经的解释。相当于现在的老师授课，课文是“经”，老师做的备课笔记就是“传”，学生听了老师的课后，勤奋一点的学生就做一做读书笔记，写点心得，这就是“学”。老师的备课内容是否超出课文之外？老师传授的方法得当与否？学生领会的对不对？这些都不一定，因为素质有高低，心情有好坏。这也像歌曲的流传，词曲作者来了情绪，将灵感化为字符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经”。专业歌手觉得这首歌写得好，旋律优美，就拿到舞台上去演唱，虽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但水平还是蛮专业，基本上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这是“传”。歌曲流传开来，会唱不会唱的人都喜欢哼几句，有的还能卡拉ＯＫ，有的不识谱，黄腔黄调，甚至将快乐的歌唱得悲伤，这就是“学”。“学”也是有感而发，但发的是自己的感，与原创者的那份情合不合拍，就很难说了。正因为此，《易经》、《易传》与易学三者不能混为一谈，一定要分清，但纵观易学史，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西汉初年，经学初兴时，《易经》和《易传》还是分开的，司马迁当时还把《易传》十篇称为“十翼”。“翼”的本义为翅膀，称“传”为“翼”是将其看作《易》的辅佐资料，算不上“经”。在形式上，“经”、“传”分开，一般是“经”分上、下，“传”有十篇，共十二篇。西汉晚期，《易传》就开始被称为“经”，“经”、“传”被合到了一起。魏晋时期的王弼又进一步将《彖传》、《象传》逐句拆开，分属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它四“传”则附于“经”后。王弼易学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易学。王弼的这种合“经”、“传”为一的易学传本，对易学的研究影响甚大。直到今天，由于王弼传本被采入《十三经注疏》，所以，现在的通行本仍然是王弼本。 　　古人合“经”、“传”的初衷一定不坏，大概本于两点考虑，一是对孔圣人的尊重；二是阅读方便。但这种合读本，却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由于《易经》卦、爻辞的文义本身深奥难懂，就使得人们在研究《周易》时，大都是遵循以“传”解“经”这一条路，从而忽视了对经文本身的研究，至于《易传》及易学的观点究竟是否与《易经》相合，则少有人管它，这应该算是《周易》读不懂的第二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