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翻译正进入一个全新的“职业化时代”，当人们为新时期翻译行业和翻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欣喜的时候，却也不得不同时面对翻译学科陷入理论热潮消退的境况。20世纪是西方的理论时代，而自20世纪末开始，西方学界却整体陷入了理论的颓境。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发出了“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Eagleton 2003:1）的感慨之后，“后理论时代”引起热议，“理论之后”被认为是新时期理论性学科的共性特征。在相同的背景下，翻译学理论研究也日显式微，西方翻译理论辉煌不再，翻译学“遭遇到了理论性资源的缺乏”（许钧 2012：9），新的研究“缺少大的范式突破”（孙艺风 2012：11），“近段时期内很难再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的理论”（潘文国 2016：9）。理论发展往何处去成为了学科亟待回答的问题。
正如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理论之后”并不意味着翻译理论的消亡或消失，也不等于翻译学的“去理论化”。从学科对不同形态知识的功能需求来看，翻译学不可能脱离理论的轨道或加入“反理论”营垒。只要人类通过翻译研究来认识自我的渴望不消失，就不会停止对翻译理论的探索。“理论之后”表示翻译学在处于“职业化时代”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同时，也处于理论高潮之后的回落时期。 然而，翻译理论的存在不会被彻底消解并不意味着翻译理论研究可以健康地发展，在翻译行业发展更加倚重翻译技术设备与从业者工作技能的时代，在翻译学走向形态更为丰富的学科知识生产的过程中，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如果任由理论研究弱化，翻译学则容易走向庸俗技术化的极端，而丧失学科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浅化学科学术研究的学理深度，同时异化人们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理解，没有理论创新的支持，技术也无法长足发展。因而，“理论之后”的翻译学需要进一步强化理论研究，认真思考翻译技术发展与翻译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断探索“职业化”背景下翻译理论发展的可能路径。
新的时期翻译理论的主要形式与功能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建构翻译理论的方法和途径也需加以调整。从理论来源来看，新时期之前的翻译理论建构可大致归纳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平移征用三种模式：
自下而上模式侧重揭示翻译活动中的规律性特征和规则规范，注重从翻译实践经验中升华理论观点，进而设定翻译行为的指导思想或评判翻译的理想标准，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翻译”的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中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等大多属于此类。这种建构模式从个体感悟出发，主要采用归纳逻辑，缺少对翻译所涉诸多因素的整体观照，因而通常较为零散。其次，此模式建构的理论多限于讨论翻译中微观的语言转换过程，无法为其他翻译现象提供分析框架和解释理据。这种理论抽象程度不高，系统性不强，往往居于理论层次的低端，有时甚至不被承认为翻译理论。
自上而下模式注重吸取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想，从哲学高度观照翻译现象，以提供认识翻译本质的视角。该模式建构的翻译理论由哲学概念衍生而来，探讨翻译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回答有关“翻译是什么”、“翻译是否可能”、“译文与原文是何关系”等问题，并不直接为翻译实践提供指导，也无法证实或证伪。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反思译者与原文作者、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以破除原文第一性的传统翻译观念。翻译研究的“理论时代”与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兴盛密切相关，伽达默尔的“对话”，德里达的“解构”、巴特的“作者之死”、洪堡的“语言世界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福柯的“权力话语”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理论话题。然而“后理论时代”的开始正是由于哲学思想的低潮引起的，为翻译学输出理论命题的哲学自身也陷入了困境，难以持续不断地为翻译学提供更多新的思想资源，很明显，在“理论之后”的背景下，我们无法寄望于通过这种模式来达成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持续突破。
平移征用模式主要借鉴其他相关平行学科的理论成果，移用其他学科理论的范畴与概念，以此构建翻译学的分支学科，解释翻译学的学科结构，回答“翻译学由什么构成”、“如何在体系上证明翻译学存在的合理性”和“翻译学如何扩展其领域”等问题。如翻译社会学就是借鉴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开拓出的新的研究领域，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资本”和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等成为了翻译学的新的理论概念和解释工具。在西方哲学理论推陈出新的速度明显减缓之后，国内一些翻译学者便转向其他学科寻求理论资源，借用那些学科的理论框架创立了不少“翻译某某学”和“某某翻译学”，其中不乏有概念创新和领域开拓之作，但这种模式建构的理论不是从翻译学科实践出发，所征用的概念框架与翻译学研究对象之间并不一定兼容，因而一些情况下存在生硬套用和过度阐释的问题。
一些学者在征用其他学科框架建构翻译理论时目标空泛，既不解决具体问题，也不顾拿来的概念是否真正适于解释翻译现象，除了贡献新异奇怪的名词之外，并没有给翻译学带来真正的范畴拓展。如“共生翻译学”取材于生物学的“共生”概念，由一个所谓的“共生学”演绎而来，号称“要关注任何翻译现象”（刘满芸2015：34），“希冀研究各种翻译客观现象与规律，也研究翻译与社会构成的复杂交错的共生关系”（同上：35），这无异于要建立一个涵括翻译学全部内容的终极理论，而实际上这只是用“共生翻译学”取代“翻译学”而已，其内涵并无拓新。因而，一味强行征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容易落入“为体系而体系”的陷阱，尤其在翻译学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之后，这种模式不是翻译学内涵建设的理论出路。
“理论时代”翻译理论建构主要采用自上而下模式和平移征用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是采用演绎逻辑，建构的翻译理论多属于“宏大”理论，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价值，但并不具有方法论方面的合理性，不能直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工作效率，需要进一步进行“操作化”界定之后才能与翻译实践建立衔接。第三种以从下往上的模式建构的翻译理论则属于“形下”理论，也需要一种中介进行抽象提升，才能走出“细碎”，获得更大范围上的适切性。无论是宏大理论的操作化处理，还是形下理论的抽象提升，都指向介乎于宏大与微小之间的理论形态。
中层理论（Theory of the middle range）即介乎于体系宏大和松散细碎之间，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 K. Merton）提倡的一种在抽象的终极理论与具体的经验描述之间寻求理论发展的研究思路。他（默顿1990：54）指出“中层理论既非日常研究中大批涌现的微观而且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用以解释所有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自成体系的统一理论，而是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旨在架设宏大叙事理论与实践经验总结之间的桥梁，试图通过改变理论建构策略，将宏观理论与经验概括拉向彼此。
中层理论可以为我们的翻译学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一条道路是从上往下看，第二条道路是从下往上看，第三条道路是从外往里看，而中层理论道路是中间往两头看。当前翻译的职业化和技术化发展日新月异，讨论怎么进行翻译语言与符号转换的规范性理论已经无法用以指导更宽范围的翻译实践，而意欲涵盖一切翻译现象的“宏大”理论也容易产生空泛、脱离实际的弊端。如果翻译学要取得重大的理论发展，必须有建立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联系，中层理论既不排斥宏观理论的观点，也不拒绝微观理论的生成方式，致力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提升经验概括式理论的抽象层次，凸显研究成果的体系化特征，从经验描写中推导出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理论假设，逐步发展而不是一蹴而就地建立一个能综合具体理论群的概念体系，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层理论为自下而上道路的合理性困境提供出路，也为自上而下道路的合法性困境提供出路。
参考文献[1] Eagleton, T. After Theory[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2] 刘满芸. 共生翻译学建构[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3] 罗伯特·金·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M]. 何凡兴，李卫红，王丽娟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4] 潘文国. 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 外语界，2016（1）：6-11.[5] 孙艺风. 当前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翻译，2012（4）：11-12.[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 /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016-5-20.[7] 许钧. 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J]. 中国翻译，2012（1）：5-12.
武汉译路通翻译公司整理（转自，原载《中国翻译》2016年第5期，第5-6+14页，转自“浙大译学馆”侵删）
202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