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是研究人类翻译活动与各种翻译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翻译学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的一门二级学科，具有跨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各种学科途径和视角，考察对象包括翻译主体行为、翻译产品(包括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翻译过程(包括翻译的语言符号转换过程，翻译活动的组织管理过程，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等)以及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等。翻译学不仅要描写和解释翻译现象，揭示翻译的技巧、技术和规范，还要揭示翻译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原理，其终极目的是通过研究翻译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获取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理解。
翻译学是一门新生的学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翻译还只是旨在培养外语语言技能的一门课程，80年代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外语类专业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199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系。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率先开设了独立的翻译学博士和硕士项目。200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获批试点开办翻译本科专业。2012年，翻译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招生目录，同年国务院发布“授予硕士、博士学位专业项目”，确立了翻译学作为外语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13个二级学科之一的子学科的地位，翻译学正式获得体制上的认可。
20世纪上半叶之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翻译研究都没有超越人文主义范式所关注的范围，没有以追求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为发展目标，人们从未从理论层面论证翻译及其研究可成为一门学科。E.A.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 (1964)被W.威尔斯等翻译理论家视为现代译学的起源，但该书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翻译问题进行分析，实际上还是将翻译学置于应用语言学的附属地位加以讨论的。1972年J.霍姆斯发表了《翻译学的名与实》，提出了对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命名、性质、研究范围以及结构划分的构想，该文“被普遍视为翻译学的创建宣言”，成为翻译学的奠基性作品。
在中国，最早提出“翻译学”概念的是蒋翼振，他于1927年出版了以“翻译学”命名的著作《翻译学通论》。最早提出建立翻译学主张的是董秋斯，他于1951年撰文提议完成两部大书:《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但那时的“翻译学”概念与“Translation Studies”概念并非完全一致。20世纪80年代，有关建立翻译学的讨论开始进入高潮。谭载喜、董宗杰、桂乾元等人都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翻译学”这个概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87年5月的“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和同年7月的"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学者们对“翻译学”展开了热议，对翻译学概念的界定、建立翻译学的意义、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建立翻译学等基本问题各抒已见。黄龙的Translatology(1988)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部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该书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科学，包括基础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三个部分。该观点与谭载喜和奈达等学者的大致相同。谭载喜在其专著《翻译学》中提出，翻译学主要包括普通翻译理论、特殊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三大部分。其他以“翻译学”为名的论著还有黄振定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1998)，杜建慧、杨金良和雷万忠的《翻译学概论》 (1998)和彭卓吾的《翻译学——一门新新兴科学的创立》 (2000) 等。这些论著和其他讨论“翻译学”的论文共同为翻译学的创立打下了理论基础。在翻译学创立过程中，不断有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出现，如劳陇的《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1996) 和张经浩的《翻译学: 一个未圆且难的梦》 (1999) 等。对此，《中国翻译》和《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杂志组织了系列讨论，对翻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梳理、辨析和解释。谭载喜、朱纯深、张南峰、王东风、吕俊、穆雷等学者就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术定位、是否有“中国特色”等具体问题发表了见解，人们对翻译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进入21世纪之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获得广泛的肯定。
作为学科，翻译学既是完整的人才规训体系，也是逻辑自治的知识体系。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翻译学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
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包括元理论研究和普通翻译理论研究。前者以超验、思辨、批判的方式对翻译学的逻辑起点、学科结构、基本范畴、翻译本质、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进行讨论，而后者主要以描写和分析的方法对与翻译过程和翻译现象相关的具体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中，中国翻译学者十分注重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与发展。21世纪以来，研究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译论的引介，开始在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古今中西、学科内外的基础上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努力进行创新性的现代译论建构。较之以往停留在对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技巧的简单归类、梳理、总结上的研究，现在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系统归纳的过程中进行不同层面、视角和方法的描述，以深入认识翻译现象、指导翻译实践。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性建构是翻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性建构，首先需要辨明中国传统译论的特点与价值，思考如何进行现代理论话语的转换与阐释，还需要深入分析中西译论之间的异同及其对各自民族的翻译实践和文明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努力揭示中国传统译论之于当下翻译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视角也是推动翻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研究涉及不同民族的思维、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结构、功能、行为和演化，任何单一向度的研究都无法达成对翻译的全面揭示，译学理论研究需要从相关学科汲取养分，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翻译现象提出见解，以体现翻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对人类进步的贡献。
翻译学的应用研究包括翻译批评、翻译教学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研究。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纽带，正确的批评态度与理论方法能很好地促进翻译理论的反思和翻译质量的提高，翻译批评研究包括对翻译批评的基本认识(批评类型、批评内容、批评标准、批评主体、批评对象、批评模式等)、翻译评论(翻译鉴赏、译作评论等)、翻译评估(评估标准、评估模式、评估方法、评估效果等)以及翻译校对等内容。翻译教学研究主要探讨翻译教学的目的、对象、过程、手段和评估等内容，包括大纲设计的理念、课程设置、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教学法研究、测试评估等方面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方式。翻译教学研究需要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研究翻译教学，还必须有教育学、心理学、认知学、哲学、语言测试学，乃至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方面的理论支撑与帮助。翻译教学研究方面已经有了新的突破，翻译专业教学的理论探讨在翻译学科建设中结出了硕果。翻译管理研究包括从国家层面对翻译行业发展的政策规划，翻译企业对翻译项目的管理、翻译资源和现代翻译工具的使用与开发等。机器翻译、机助翻译、翻译软件、网络应用、语料库等翻译技术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相关研究也日趋重要。作者简介穆雷，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高级翻译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专家会员，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东方翻译》等期刊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翻译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翻译协会副会长，广州翻译协会会长等。曾在国内权威或核心期刊与国外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出版著作、参编各种论文集、辞典、教材等多部，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三项、教育部、语委和省级科研项目多项。
文献来源原文发表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欢迎各位学者阅读、分享。
2024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