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5年第1期作者：蔡基刚，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外语教学摘要：根据国家翻译学的提法，其研究对象是国家翻译实践，而其核心概念是翻译的国家性，即翻译与国家有天然的联系，受制于国家，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所谓的国家翻译只是政府组织的翻译，基本上是政治方面的，是中译外的。而翻译还有个人翻译，涉及自然学科知识和外译中等，把所有翻译说成具有国家性是以偏盖全。国家翻译学不仅翻译对象模糊，而且也没有形成学科的交叉性，因为国家学并不存在，更没有自己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斟酌国家翻译学概念的可行性。关键词：国家翻译学；国家翻译实践；国家意识；学科交叉研究；翻译研究引用本文：蔡基刚. 国家翻译学和国家翻译实践的再思考[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5(1):14-21+110.本文推广：语言学通讯、翻译学通讯扫码关注通讯君18万+ 学者关注了我们语言学通讯、翻译学通讯 扫码关注。我们优先推广免费的学术活动。业务推推广页广请联系公众号业务邮箱 dianzishu@126.com国家翻译学和国家翻译实践的再思考1.引言最近一些学者纷纷提出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尤其是国家翻译学的观点，其中代表人物任东升指出，“国家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综合性应用型超学科，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翻译需求，研究对象是现象化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任务是揭示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路径，最终落实到应用层面，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周忠良、任东升，2021：115）。国家翻译学是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家翻译实践的内容是什么，国家翻译能力是怎么回事，如何看待各种“跨学科”翻译学，本文展开讨论。2.国家翻译和政府主导翻译从学者一些观点看，国家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翻译能力，何为国家翻译实践？根据任东升（2019：69），国家翻译实践是“以国家名义或受国家机构委托的其他翻译机构、组织或个人而具体开展的翻译行为”。国家翻译能力则是“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政策规划、开展翻译实践并提升翻译产品传播效果、利用开发相关资源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任文、李娟娟，2021：5）。这些定义都可以理解。但是任东升和高玉霞（2023：78）进一步提出了“翻译具有国家性”即“翻译与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翻译的国家性主要体现在五个维度：
（1）翻译主体的国家性；（
2）翻译生产过程的国家性，即翻译过程“受到国家相关制度、政策的审查、限制、鼓励或支持”，是“一种国家行为”；
（3）翻译产品的国家性，即是国家知识、国家话语等的载体，体现国家意志和立场；
（4）翻译功能的国家性，即翻译服务国家的治国理政；
（5）翻译价值的国家性，即体现国家意识、国家身份、国家形象、国家利益等多种国家价值。读了这个定义，似乎感觉，民间的翻译和政府组织的翻译都上升到国家层面了。这里首先就有一个问题：国家和政府是否是一回事或一个概念？尽管“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列宁，1972：41），各种定义和解释都有，但是国家和政府有一定区别是有共识的。根据2024年百度上的解释，“国家是指一种抽象的形式，是统治阶级将其统治区域固化的形式，是由利益共同体和意识共同体统一后形成的空间、地域、人口、文化、资源封闭区间。政府则是指一种管理的形式，是由一定区域内人类共性活动催生出来、并为所有人类活动提供统一管理与强制限定的运作规律。国家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政府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组成的；政府并不等同于国家。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服务人民，替人民管理这个国家”。作为一般用语，国家概念（如指向英语的state，nation和country等）的含糊性是合理的存在，但在确立一门新学科的命名中则应力求准确无误，尤其涉及翻译、句法、话语、修辞等，更不能不区分国家和政府。我们可以说国家意志，国家立场，国家形象，国家安全，但是很少说国家修辞、国家话语、国家翻译等，因为相对于意志、立场、形象、安全等抽象概念，修辞和翻译是语言层面的，是体现在具体的个人表达上的。也就是说，所谓国家修辞或国家话语，实际上是政府各部门的知识和思想交流与传播的修辞手段或话语方式。如政府领导人的大会发言或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都运用了独特的修辞手段和话语方式，这是可以翻译和调整的。如果有国家翻译学，是否还可以有国家修辞学，国家句法学、国家篇章学、国家话语学等？因此，所谓的国家翻译，实际上就是政府各部门以国家名义组织的翻译，如国家翻译学提出者界定一些国家翻译的维度，完全可以实事求是，改为：翻译主体是政府，即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翻译（如委托和赞助的）；翻译的过程是政府主导的，即翻译是受政府审查、限制、鼓励或支持的；翻译产品是政府方面，即是政府各部门的知识的翻译；翻译功能是服务于政府的治国理政。我们认为用政府主导而不是国家来描述涉及政府各部门的翻译实践和翻译能力等似乎更准确，责任也更明确。用国家替代政府，实际上掩盖了翻译的主体实质。之所以要区分国家和政府两个概念，有三个基本常识。
第一，从历史观来看，政府代表国家，但不一定就代表国家利益，统治阶级并不一定代表人民利益。举中国近代历史为例，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能够代表国家利益或人民利益吗？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签订这么多卖国条约，蒋介石政府搞内战都是违背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至于西方国家，党派轮流执政，当权者在全民投票中频繁下台，就是因为统治者往往不能代表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政府主导的翻译不一定就体现了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的，这也被历史所证明的。翻译中有纰漏出问题，可以追责到政府具体部门，但如何追责到国家？因此，使用国家翻译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第二，“翻译的国家性”或按任东升和高玉霞（2023：78）说的是“翻译与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或“翻译受制于国家”。这个说法更是离奇：这等于说任何翻译都具有国家性。这样就否认了有民间翻译或个人翻译的可能性，否认了翻译除了代表国家利益外不能代表个人利益。而如果具体到政府组织实施的翻译，就承认还有民间的个人翻译。从客观情况看，似乎民间自发的翻译是存在的，而且是大多数的。如除了涉及政治、外交、安全等翻译外，绝大多数的翻译是学科知识的翻译，如医学、工程，科技、农林、文学等都是民间的和社会的，基本上不是国家组织的，内容也和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超越国家政治，超越意识形态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翻译就是民间的，而不是国家翻译。任东升和高玉霞（同上：79）举例说的“罗马对希腊文化的翻译，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欧洲的圣经翻译等都是国家翻译实践”，这些都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结果或是政府主导的翻译吗？这样讲有根据吗？他们还例举了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翻译。但事实是：尽管他们都将译书视为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之宏业，但绝大多数都不是国家翻译实践，或政府主导的翻译，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反清反封建反专制统治的革命分子，他们是冒着被当时国家砍头的危险，通过翻译西方政治、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把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引进中国，来反对当时政府的专制独裁和愚昧，唤醒人民大众。
第三，翻译具有国家性或具有“高度政治性”，“翻译与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翻译必须“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这种说法更是违背科学，这等于否认了其他翻译的可能性。任东升和高玉霞（同上：82）认为，“翻译受制于国家”会“促使翻译学者从国家行为、国家意识、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传播、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甚至国际治理等视角认识翻译现象，开展翻译研究”。这不是现实，恰恰相反，也将令所有翻译工作者忧心忡忡。我们前面提到翻译涉及各个方面的知识，不仅有政治方面，也有科技、文化和艺术方面，更重要的是翻译的双向性。通过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国形象，反映国家意志是对的。但不能否认翻译的另一半是外译中，讲好世界故事，让国人了解世界科技发展、经济特点、政治模式和文化社会。涉及英译中，哪些知识可以翻译进来，哪些不可翻译？如果翻译都具有“高度政治性”，必须“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都要从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立场考虑，那翻译工作者就会变得畏缩不前，这是因为：我们很难在立场与是非之间做一个选择，很难在坚持国货的同时拒绝洋货；我们很难判断哪些西方政治模式和经济理论的翻译，或哪些西方文化乃至科技的传播会影响国家形象？我们很难使用恰当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手段处理某个内容的翻译。如翻译都有国家性，都与国家之间有天然的联系，翻译工作者首先或始终要考虑的是政治性：某个内容的翻译是否会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有悖于国家立场？广电部的田聪明（2023）在全国广播影视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翻译和引进西方经典大片。在他努力和中央的支持下，《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红番区》《泰坦尼克号》《指环王》《神秘的黄玫瑰》《角斗士》和《桥》等好莱坞大片陆续在中国内地上映。还有英国的《尼罗河谋杀案》、法国的《佐罗》、奥地利的《茜茜公主》、日本的《望乡》《血疑》《追捕》和《人证》，印度的《流浪者》和《大蓬车》等。这是一个人人都怀念的改革开放的美好年代，这些反映人性和普世价值的翻译影片伴随和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如果都像任东升这样强调翻译的“高度政治性”，都是用国家政治、国家形象和国家立场来审视，这些外国影片还能进入中国吗？因此，如把翻译定义为“一种国家行为”，必须“受制于国家”，这样的国家翻译实践是一个伪命题，主要问题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国家翻译，什么不是，或是否有非国家翻译如个人翻译或民间翻译？除政治是否还有经济，科技和文化等翻译？国家翻译涉及中译外，是否还应该也包括外译中，这些都不界定，就用翻译的国家性来定义所有翻译实践，认定“翻译与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翻译都具有“高度政治性”，这等于夸大了翻译的属性，使得所有翻译工作者,包括包括民间翻译工作者，科技翻译工作者都必须成为国家翻译工作者，都必须为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翻译。3.学科交叉和学科建设任东升和高玉霞（2023：82）认为，国家翻译学之所以可能成为一门独立新学科，根据是“超学科知识发展模型”，也就是说这是一门基于学科交叉的新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交叉学科的形成规定了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1）有新的、明确的研究对象，且研究对象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
（2）研究问题需要依靠多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解决；
（3）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21)。据此，他们认为“国家翻译学以国家翻译为研究对象，这一研究对象在过去从未被任何学科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且不仅关涉翻译，更关涉国家的方方面面，具有复杂性和独特性，需要依靠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共同解决问题。不仅如此，相关研究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这一点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可见一斑。把国家翻译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揭示国家翻译的本质、规律，从而建立起一门新兴学科即国家翻译学，甚至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即国家翻译学科体系”（任东升、高玉霞，2023：82）。
第一、国家翻译学是否有新的、明确的研究对象？根据任东升和高玉霞（2023：80-81）关于新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翻译能力建设，国家翻译制度和机制建设”以及“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际治理等”。我们有不同看法。一是如果国家翻译涉及国家翻译实践的质量和效果，而质量和效果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新的研究对象，只是他们加上了“国家”帽子，但实质没有变，还是具体政府部门组织。至于国家翻译制度和机制建设，问题是：是否需要建立一套国家翻译制度和国家翻译政策，如果是的话，是否所有学科都要建立相关国家制度和政策，如国家传播制度、国家文学制度、国家艺术制度乃至国家科技制度等？以这些制度来指导我们的传播效果、文学创作、舞蹈表演和科技介绍等实践？
二是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治理都是政治层面问题，不是翻译可以大有作为的内容。翻译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原则还是信达雅，无论是意译还是直译，归化还是异化，翻译还是以忠实原文为基础的，而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治理都是原文作者处理和解决的问题，翻译工作者无权改变内容，只能在语言层面上操作，因此，这也不是新课题。
三是翻译中能够有作为的是话语方式和修辞方式，但国家话语和国家修辞是抽象的或是杜撰的概念。国家话语具体是指国家话语权还是国家话语方式？前者是政治学层面，不是翻译界研究的；后者则是翻译界可以研究的。政府各部门的宣传交流涉及政治、外交、司法、商务、科技、文化、卫生和体育等各个学科的知识，每个部门的学科知识又根据具体对象、场景和交流方式都有不同的体裁（Hymes，1972：7），如翻译外交部的文件和翻译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是不同的体裁，这样就可以用到外交领域特定的话语方式和修辞手段，可以就此展开研究和翻译。四是国家翻译学如是翻译学的新分类，那么是否还应建立文学翻译学、宗教翻译学、新闻翻译学、法律翻译学、军事翻译学、工程翻译学、医学翻译学、计算机翻译学等等？也就是说，这些原来都是翻译所涉及到的具体学科和知识，现在是否都要根据学科和知识的分类，成立一个个对应的翻译学科，以示重视？
第二，国家翻译学是否有学科交叉？任东升（周忠良、任东升，2021：116）认为是“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管理学、文化学、修辞学、价值学、伦理学、心理学、安全学等多学科交叉性、融合性、集成性研究”。这就更离奇了，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本身就涉及各个学科知识，除了上面这些所说的，还有文学、历史、法律、哲学、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心理等。语言是内容的载体，说国家翻译学是多种学科交叉还不够，应该准确地说是所有学科的交叉，因为翻译涉及所有学科。另外，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本身就依赖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除了话语和修辞，还包括句法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文体学、篇章学、语音学等。因为涉及这么多学科，是否在语言层面都形成了学科交叉？这是站不住脚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是两回事，一个好的理论和研究必然涉及不同学科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此成为一个新学科，更不能标榜为交叉学科。我们已知的生态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是交叉性的新学科，因为这里生态学和认知学本身是一门学科，和翻译学结合，翻译工作者从生态学和认知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形成了基于学科交叉的独立学科。那么，国家翻译学呢？国家学是一门学科吗？根据我们从知网查阅，没有国家学方面的研究，只有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学说的文章，而且所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研究的是国家起源、国家类型和国家制度，这和任东升的定义中的研究国家意识、国家能力、国家传播、国家话语、国家修辞、国家形象、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等完全不同。
第三，国家翻译学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了吗？一门学科得以诞生的主要条件就是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如刘吕（1998）认为，每个学科有其学科体系结构框架，其核心部分是学科理论体系，它是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吕俊和兰阳（1997）认为，“如果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知识系统不同，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与方法是不可能被其他学科的原则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国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作者有任何的论述。作者只是说，对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具有形成相对独立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的发展潜力”，可见国家翻译学还没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只是说说而已。而其研究对象国家翻译实践是一个模糊的、以偏概全（主要是中译外的实践）的抽象概念。4.结语提出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翻译学或许和最近几年翻译界接受的政治性翻译任务较多有关，如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尤其与我国政府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宣传中国优秀文化有关。除此以外，也同媒体宣传中更突出国家意识，重视国家形象和强调国家利益有关。这是翻译工作者的新任务，很重要，有必要开展研究。但是，必须看到，上述这些只是翻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
一是中译外的对外传播，很少或几乎没有涉及外译中的对内的输入；
二是由政府组织或委托的翻译，很少或几乎没有民间和个人的自发翻译；
三是政治性的翻译，很少或几乎不涉及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类的科技翻译。我们认为，这些国家性和政治性的中译外的任务完全可以在原来的翻译学和传播学框架下开展研究和实践，而没有必要提出一个以偏概全、缺乏理论依据的国家翻译学。当然，翻译界在今天强调国家形象和国家意识背景下，作一番事业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定义所有翻译都具有国家性，“翻译与国家之间具有天然的关联”，“翻译受制于国家”等，不能把所有非国家性的，非政治性的，中译外的翻译，都放上一顶“国家”的大帽子，都有“政治性”。在学科建设和讲政治方面，国家翻译学带了头，为各学科树立了一个榜样。翻译的国家性定义适用任何一个学科：哪个学科不需要国家指导，在国家政策下开展研究，建立相关的国家制度？为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意志，所有学科都应向国家转向，建立国家政治学、国家传播学、国家社会学、国家艺术学、国家历史学，国家宗教学、国家物理学、国家计算机学、国家工程学、国家农林学和国家生物学等，因为所有这些学科和国家“有天然的联系”，都是“受制于国家”，都有“政治性”，都必须在国家指导下，为国家开展学科实践活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但为什么这些领域都没有出现高上大的新学科？是否我们外语界和翻译界更有思想觉悟，更有国家意识，创新能力更强？早在9年前，穆雷和邹兵（2015：23）批评学术界一种追求创建新学科的倾向：“如果把每个人文社会学科或自然科学的术语体系都套在翻译研究上，产生许多新的‘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却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的翻译问题，这样的‘理论建构’不仅缺乏实际意义，还会给初学者特别是青年学子造成误导。”但他们的话并没有引起重视，反而这几年愈演愈烈。方梦之（2023：79）调查发现，最近40年在学刊上标榜的“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竟有66种之多，涉及的学科有哲学、美学、阐释学、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传播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思维学、安全学、文学、文化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交际学等三四十种。这些在“翻译学”的名目下“枝杈横生”，“翻译研究边界模糊，研究目标对象的去中心化，令人无所适从”，“大部分跨学科创建新学科收效甚微，甚至无功而返。其原因就是缺乏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学术范畴和学术表述”。造成这种倾向主要原因恐怕是一些学者对“爱国主义”和“国家意识”的片面理解，或为了所谓“创新”，或标新立异，缺少对学术的敬畏，“处心积虑地在翻译学之下分科目、贴标签，建立分支学科”（方梦之，2023：84）。
因此，我们看到的在创造的60多种跨学科翻译学中，“创新者”并没有搞清学科建设的基本概念，不少甚至是翻译方面的门外汉。正如本文说的，翻译是一种语言服务，它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的属性，翻译必然涉及所有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知识的，不能因为如此，就创立一个个学科交叉的翻译学。各种“XX翻译学”的出现还有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学界缺少一种应有的学术争鸣的氛围。学术期刊单一的、缺乏多元声音的状况必然造成这种缺乏学科依据的“跨学科”翻译学层出不穷。翻译界、翻译期刊乃至整个外语期刊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我国翻译工作者而言，主要的任务是在让世界了解和理解当代中国、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要让国人通过翻译了解和理解真实的外部世界，理解当代世界，而不能助推不同文化间的曲解和误解。这对于当下易出现误解导致仇恨、仇恨导致冲突的信息时代，是弥足珍贵的。“事实证明，不断地滋生的‘XX翻译学’或‘翻译XX学’，有的固然对翻译学科建设大有裨益，有的已成为少数人，甚至是始作俑者自娱自乐的学问，或成为其书架上的摆设”（方梦之，2023：86）。危害更大的是，这些跨学科翻译学提出，把翻译学引向了歧路，给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造成误导。这是我们在鼓励学术创新的年代，必须要警惕的。
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已省略。本文编辑：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本文转发：翻译学通讯
2025年01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