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文气”之英译研究
摘 要：“气”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元范畴，将“气”引入文学作品，则形成了作为其次范畴的“文气”。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气”为一个极具艺术价值的审美范畴，关涉作品文学性之生成。作为我国传统文学的优秀代表，中国古典诗词具有鲜明的文气。然由于种种原因，古典诗词文气之英译在学界至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不利于古诗词文学性在译入语中的进一步传达。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话语资源，并结合中国古典诗词的相关诗学特质，本文试将古典诗词的“文气”划分为气息、气势、气脉三个层面，然后对其英译展开深入探讨，最终指出如实传递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不仅有利于彰显文化自信，同时也可为做好中国文化外译提供相关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文气；文学性；文化自信
“文气”是从属于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审美范畴，肇始于古典哲学中的“气”。作为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元范畴，“气”可催生出元气、神气、精气、志气、文气、灵气、正气、骨气等（冯全功，2023：62）等诸多次范畴。“文气”作为“气”之次范畴，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指出了文气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目前有少数几篇文献对“气”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展开探讨。如朱纯深（2019）在论及“翻译的阴阳诗学”时论述了浩然之气和语言的关系。潘文国（2021）在其“文章翻译学”之“译文三合义体气”中也提到了“气”，认为气是指“音节的调配和句子长短的安排”。冯全功（2021/2023）对“气”在生态翻译学及翻译本体、翻译过程、翻译批评和翻译伦理中的应用做了探析。此类研究对促进“气”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有一定意义。然目前学界对文学作品“文气”之翻译鲜有研究。冯全功（2022）提出文学翻译“达气是关键”之观点，而对如何传达原作之文气着墨不多，有待继续研究。古典诗词作为我国传统文学的优秀代表，具有鲜明的文气，对其文学性的生成亦有重要作用。鉴于学界有关中国古典诗词“文气”之英译尚付之阙如，本文尝试弥补这个缺漏，旨在抛砖引玉，希冀对传递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魅力和促进中国文学外译的发展有所贡献。
一、“文气”的基本内涵
“文气”源自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气”。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009：111），较早明确了“阴阳二气”对宇宙万物形成的重要作用。这里的“气”是指宇宙之元气。此外，孟子和庄子分别在《公孙丑上》和《知北游》中提出“气，体之充也”（2021：61）和“人之生，气之聚也”（2019：286）的观点，指出“气”乃人生命之根本。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言道：“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仲，2018：42）。以上三个“气”皆可理解为人之“精气”。由此可见，“气”最早是和“元气”和“精气”等富含生命力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后来，曹丕将“气”引入文学研究，从而使“文气”得以形成。在《典论·论文》中，曹氏说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张少康，2003：69）这里的“气”便是文气，具体是指“文章所体现的作家精神气质”（周振甫，2010：26）。而后刘勰和王昌龄对“文气”做了进一步阐发。在《神思》和《体性》这两篇文章中，刘氏有曰：“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气有刚柔，学有深浅......风趣刚柔，宁或改其味”（刘勰，2012：320、330），这里的“气”分别是指作者的思想志气和作者的风格、气质或性格。王昌龄在其《诗格》中说：“夫文章兴作，先动气”（张少康，2003：153），此处之“气”是指人的志气或情志。不难发现，刘、王二人对“文气”之言说继承了曹丕的观点，聚焦的是作者（或作家）之气。韩愈在其《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张少康，2003：179），意即正如水承载物体一样，气统摄语言和声音，只要“气盛”，则语言和声音皆会适宜。这里的“气”实则文章之“气势”，这对文学作品之文气生发具有重要作用。于此清人姚鼐曾言：“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郭绍虞，2001：348），道出了“气势”的重要性。宋人苏舜钦对“文气”亦有过一番论述。他说道：“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能者载之传于律，故气流行无穷，可以播而交鬼神也。”（胡经之，2001：223）苏氏所言之“气”，实为包含作者真情实感而富有生命气息的个性化表达。试想若无包含作者“愉乐悲郁”的个性化表达，作品何以产生“流行无穷”之生命力？更遑论“播而交鬼神”。苏舜钦将“文气”之内涵转向作品内部，对“文气”的思考更进了一步。明人叶燮对“文气”的论述更为形象。在《原诗》中，他说道：“曰理、曰事、曰情，......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事、理、情之所以为用，气之为用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文也。”(霍松林，2002：464-465）叶氏将“文气”理解为“气”在文章抒情、叙事、说理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如此所写之文章才更加富有生气，成为“万象之文”。这和上文苏舜钦之文气所见略同，亦可视为作品之富有生命气息之个性化表达。此外，清人方东树从“气脉”的角度对古诗文的文气做了阐释。在《昭昧詹言》中他说道：“大约诗文以气脉为上。气之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也。”（方东树，1961：30）也就是说，气脉和外在的章法不同，其隐含于文章（古诗文）内部，是作品文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对“文气”之基本内涵作了介绍，包括：1）作家的精神气质；2）作者的思想志气、风格、性格；3）作品的气势；4）作品中具有生命气息的个性化表达；5）隐含于作品内部的气脉。总体而言，文气指涉作者和作品两大层面。然对文学作品而言，其“文气”更多指向作品自身。如上所述，“气”肇始于宇宙之“元气”和人之“精气”，而“元气”和“精气”又分别是宇宙万物和人类生命之源，故“文气”之内涵首先当指作品的生命力，即上文所说“具有生命气息的个性化表达”。除此之外，“气势”和“气脉”亦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文）文气的重要体现。然而，无论是“（生命）气息”还是“气势”和“气脉”，三者都是“使文章‘活’起来的手段”（潘文国，2021: 366），有利于增添作品的文学性。
二、中国古典诗词文气之具体表现及其英译探析
根据上文对“文气”内涵的论述，以及结合古诗词自身的诗学特质，本文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划分为气息、气势和气脉等三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对中国古典诗词“文气”之具体表现及其英译展开探析。
（一）生命气息的复活
中国古典诗词千百年来为世人传诵不息，除了与其意境优美、富含哲理等因素有关外，还在于其自身所散发的生命气息。根据上文苏舜钦、叶燮等人的论说，我们将“生命气息”界定为作品在抒情、叙事、说理等方面所具有的生命力，这和生命诗学之主张“诗的源泉在于生命”（谭桂林，2004: 95）也是吻合的。中国古典文论历来具有“诗缘情”的传统，此可从“诗缘情而绮靡”（霍松林，2002：100）、“情者文之经”（刘勰，2012：368）、“诗者，吟咏情性也”（郭绍虞，2001：209）、“情乃诗之胚”（蒋松涛，2003：2）等言说中得到印证。因此，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气息首先表现在抒情方面所具有的生命力。那么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气息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正如晚清诗论家范况所论：“诗贵炼字。字者，眼也。......句中有奇字者，谓之诗眼”（范况，2017：242）。对于“诗眼”而言，其倾注了诗人大量生命力，承载着诗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因而使古诗词充满了丰富的生命气息。一般来说，作为表现中国古典诗词生命气息的“诗眼”，具体包括诗人精心锤炼的副词和动词。在古典诗词英译过程中，译者不可囿于传递原文的基本内容，还要尽量将那些具有“诗眼”功效的副词和动词译好，让原文的生命气息在译文中得以复活，最终传达原作的文气。接下来我们结合译例，从副词和动词两方面对中国古典诗词生命气息的翻译展开探讨。
1）副词。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副词一般用来充当状语，其目的在于“恰到好处地表达思想感情”（徐有富，2017：299），增加诗词的感情色彩，最终服务于诗词主题意蕴的彰显。然而在古典诗词的某些英译文中，译者受自身翻译观、诗学观或翻译理解等因素影响，对原文具有“诗眼”功能的副词重视不够，导致原文的生命气息被冲淡，最终减损了原作的文气。我们认为，译者应将那些副词如实转存到译入语中，以让原诗的生命气息在译入语中得以复活。且看下例。
以上所选诗句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颔联和颈联。当时杜甫正客居四川，忽然听到“两河”收复，终于可回到河南老家，这令长期漂泊、居无定所的他顿时高兴万分，以至喜极而泣（涕泪满衣裳），因此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所选四句为杜甫及家人听到“两河”收复”后的欣喜之状。具体情形如何呢？妻子儿女顿时愁容全无，自己则高兴得胡乱卷起（漫卷）诗文。继而想象自己在太阳高照时放声歌唱（放歌），疯狂痛饮（纵酒），趁着明媚春光和家人一起返回家乡。不难看出，以上四句中“漫”“放”“纵”三个副词将杜甫之内心喜悦抒发得淋漓尽致，是诗人倾注其生命力写出来的，可谓从“生命深渊处传来的沉重回声”（谭桂林，2004：101），极具“诗眼”之效。换言之，这三个副词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其背后承载的是杜甫内心的极度欣喜。且看译者如何处理。
译文1将“漫卷”译为roll up（卷起来），其中“漫”字没有译出，遮蔽了原诗中杜甫听到“两河”收复后高兴得“胡乱卷起”（漫卷）诗文的喜悦之感，导致原诗的生命气息有所减退。另外，译文1又将“放歌”和“纵酒”译为drink and sing，即喝酒和唱歌，冲淡了“放”“纵”两个副词所蕴含的诗人内心之极度欣喜。因此译文1未能复活原诗中诗人欣喜欲狂的生命气息，最终减损了原诗的文气。译文2同样未译原诗之“漫”，却通过Drinking hard和sing aloud生动传达了“放歌”和“纵酒”所蕴含的杜甫生命深处之“狂喜”，彰显了作为诗眼的“放”“纵”两副词所具有的生命气息。相较之下，译文2更能体现杜甫听到“两河”收复后的极度欣喜之感，使原诗的生命气息在译文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活，大体传递了原诗的文气。然因其未译出副词“漫”，致使原诗的文气有所流失，或可在roll up后添加副词randomly以作弥补。
（2）动词。除副词外，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某些动词亦可视为诗眼而独具生命气息。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动词具有“指示事件，即过程（行动）或状态”（Croft, 1991：159）的功能。在文学作品中，动词若使用得当，可用于“进行形象思维和情感思维”（连淑能，2010：157），进而起到十分传神的审美效果，产生强烈的生命气息，这对中国古典诗词亦是如此。然而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相关英译文，我们发现某些具有“诗眼”功效的动词未能有效转存到译语中，从而使原诗的生命气息遭受损失，遮蔽了原作的文气，这和译者的翻译理解或翻译能力有关。兹以李白《山中问答》为例以探讨。
李白曾多次隐居山林，少年时代曾与东严子赵蕤到甘肃岷山隐居。该诗为李白于开元十八年初（公元730年）在湖北安陆隐居时所作。全诗语言质朴，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李白醉心于山林的自在情趣。从写作风格看，诗人先通过“碧山”“桃花”“流水”等意象描绘了山林景色之清幽，再以“别有天地非人间”作结，道出了他对隐居生活的热爱。在此诗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李白“养高忘机、超然世外的精神旨趣”（阮堂明、阮文娜，2011：36），给人一种“闲云野鹤”的隐逸者形象。正因如此，李白在首句着一“栖”字，生动表现了他对山林隐居生活之热爱，好似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与山林为伴”之生命绝响。换言之，动词“栖”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且看以下译文。
译文1将原诗的动词“栖”浅化为live（居住），一定程度上减损了李白对山林隐居生活的热爱，不利于彰显李白在山林中悠然自得、超然物外的高洁形象，因此削减了原诗的生命气息。译文2将动词“栖”译为dwell（栖居），较好地传达了李白“与山林为伴”的生命绝响，从而使读者深刻体会到李白对山林隐居生活的热爱之情，这和末句“别有天地非人间”之升华也是吻合的。相较之下，译文2之dwell复活了原诗的生命气息，使李白超然世外的隐逸形象瞬间立于眼前，传递了原作的文气，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译文2于“栖”之译文dwell还能使读者想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William Wordsworth诗作“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该诗描写了一个名叫Lucy的女孩，她栖居（Dwelt）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终日与“山泉”（springs）、“紫罗兰”（violet）、“青苔石”（mossy stone）为伴，与世隔绝。两相比读，译文2之选词dwell可谓生动传神，以译文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使李白原诗的生命气息在译诗中得以复活，可谓神来之笔！
（二）气势的准确传达
除了“（生命）气息”，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还体现在其“气势”上。清人姚鼐曾说：“论气不论势，文法总不备”（郭绍虞，2001：348），可见气势之重要。然何为文章的气势呢？顾名思义，是指其“特定的气概和态势”（彭建明，1994:1）。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的界定，“气概”即是指面临重大问题时所显示的态度、举止或气魄。这对营造革命主题的文学作品之气势尤其重要。有关“气势”，韩愈曾有言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张少康，2003：179）。也就是说，气势就像水一样，水势大，则物体则可尽皆漂浮起来。文章的气势足，则语言长短和声音高低抑扬自然也会显得适宜得当。由此可见，气势还可理解为统摄文学作品语言和声音的一种特殊力量。对文学作品而言，语言之长短和声音之高低抑扬皆是作者情感之体现。因此“气势”亦可表现为作品的“情感力度”。综上所论，气势大体包括气概和情感力度两个层面。气概与情感力度越强，则气势越强；气概与情感力度越弱，则气势也越弱。那么“气势”是如何生成的呢？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定势》中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刘勰，2012：356），即气势需要借助有利条件才能形成。那么是何种有利条件呢？他接着说道：“形生势成”（刘勰，2012：363），即语言形式是作品气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在平时的阅读和研究中，笔者发现中国古典诗词的气势体现在其某些特定的短语和句式上。在古典诗词英译过程中，译者可基于原文的气概和情感力度，准确传达原作的气势。接下来我们先对“气概”层的古典诗词之气势英译展开探讨。且看下例。
以上所选诗句为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首联。其中“不怕”“只等闲”二词铿锵有力，展现了红军“革命英雄主义和藐视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丁三省，2008：86），读来豪气十足！那么译者该如何将其气势准确传递到译入语中呢？兹以如下两译文展开探讨。
译文1为美国诗人翻译家巴恩斯通（Barnstone）所译。其将原诗之“不怕”译为is not afraid of，意为“害怕、担忧”，和“不怕”二字所体现的红军大无畏革命气概尚有些距离。且is not afraid of音节较多，放慢了译诗的节奏，不利于体现原诗的豪纵气概，因此减退了原诗的气势。译文1又将“只等闲”译为are nothing，其中nothing一词可谓传神，意即万水千山对红军来说乃“等闲之事”。然其把原诗“只等闲”的“只”给译丢了，豪气稍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诗的气势。译文2则通过巧妙措辞，将“不怕”译为does not fear，窃以为其更能准确传达原诗的气势，原因有三。其一，fear意为“惧怕”，does not fear可谓准确再现了原诗中红军的大无畏气概；其二，does not fear皆为单音节词，较好再现了原诗“不怕”之铿锵有力的声音节奏；其三，译者将does not fear置于句末，形成掉尾句使之前景化，进一步彰显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此外，译文2将“只等闲”译为are nothing mere，其中nothing一词同样再现了在红军看来“万水千山”不过“等闲之事”的豪情。相比译文1，译文2多了副词mere，彰显了原诗“只”字所具有的形容“红军从容不破、藐视困难、藐视敌人”（刘健屏，2005：54）的乐观主义革命气概，从而准确传达了原诗“只等闲”的豪纵气势。总体而言，译文2在传达原诗气概层面的气势上更胜一筹。
接下来我们对“情感力度”层面的古诗词气势之英译展开探讨。且看下例。
以上词句选自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该词可谓咏雪诗词中的精品。上片咏雪，歌颂了词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下片则抒情，尽举历史英雄，抒发了词人的远大抱负和满腔豪情。
开头三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乃词人对北国雪景的总体描述。作为总领句，该词“北国风光”具有其特定的诗学功能。读者若仔细体会并放声朗诵，会发现“北国风光”四字极富情感力度，折射出词人对北国风光的无比喜爱和赞美之情！正因如此，后面才发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雪景感叹。下片末尾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是词人在尽举历史英雄后发出的豪情壮语。尤其是“俱往矣”三字，用词简洁，极富力度，彰显了词人“雄视百代”（季世昌、徐四海，2009：59）的自信与豪迈之情！那么译者该如何传达原作的气势呢？
译文1将“北国风光”译为Landscape of the North:（北国的风光），并在后面加了冒号，旨在说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北国风光”的具体化。从内容看，译文1忠实传达了原作的语义，然其属于原文表层信息的直接陈述，没有体现词人看到“北国风光”时所生发的豪情，未能传达原文的气势。译文2通过转变句型，将其译为感叹句What northern scenery!（多么美的北国风光啊！），读来极富情感力度，词人对北国风光的喜爱和赞美之情瞬间跃然纸上，气势十足！对于“俱往矣”，译文1将其译为All are gone，译文2则将其译为Gone all of them！二者都较好地传递了词人“雄视百代”（季世昌、徐四海，2009：59）的满腔豪情。然相对而言，译文2之倒装句式Gone all of them！更胜一筹，原因有二。其一，Gone置于句首更能体现原作“历史英雄都已成过去”的事实，而Gone all of them之表达形式，亦将词人内心的自信与豪迈呈现得淋漓尽致。其二，译文2“感叹号结尾”的表达方式进一步提升了译诗的情感力度。相较之下，译文2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传递了原作的气势。
（三）气脉的真实呈现
除了“（生命）气息”和“气势”，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还体现在“气脉”上。正如清人方东树所说：“大约诗文以气脉为上。气之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方东树，1961：30），可见气脉之重要。气脉和章法不同，其藏于诗文内部，需要读者自行发掘，是诗文文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典诗词而言，“气脉”即诗人在古诗词创作中所遵循的隐性脉络。以格律诗为例，其遵循“起承转合”的创作手法。格律诗之“起承转合”源于元代，代表人物有杨载和范梈。杨载在其《诗法家数》中说：“律诗要法：起承转合。......（首联）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颔联）要接破题，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颈联）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尾联）必放一句作散场”（何文焕，1981：729），对“起承传合”在律诗中的具体运用做了说明。范梈则言道：“以绝句言之，第一句是起，第二句是承，第三句是转，第四句是合。”（吴景旭，2009：676）又云：“大抵起处要平直，承处要从容，转处要变化，结处要渊永。起处戒陡顿，承处戒迫促，转处戒落魄，合处戒断送”（蔡镇楚，2004：243），对“起承转合”在绝句中的运用及其注意事项作了论述。由此可见，“起承转合”四部分各有分工，共同服务格律诗气脉之形成。且看下例。
从体裁上看，该诗为五律，属于标准的格律诗。首联为“起”，写的是诗人在春天所见之景：国家破碎，山河犹在；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却颇带伤感的春景图，同时也符合“起”句“突兀高远”（何文焕，1981：729）之写作风格。颔联为“承”，紧接上联景物描写，通过“感时”“恨别”“溅泪”“惊心”等意象的介入，顿时使“花”“鸟”之景物具有了沉重感，进而把写景引向了抒情，做到了“承处要从容”（蔡镇楚，2004:243）。颈联为“转”，重点写“战事不断，与家人音讯断绝”（孙琴安，2009：118），完全脱离前面之“景”，内容走向纵深，好似“疾雷破山”（何文焕，1981：729），也符合“转处要变化”（蔡镇楚，2004：243）的诗性特征。尾联为“合”，意即“白发越搔越少，简直不能插簪子了”（郁贤皓，2009：262），乃是以自身的痛苦遭遇作结，升华了全诗的主题意蕴，令人读来深有感触，做到了“结处要渊永”（蔡镇楚，2004：243）。换言之，杜甫此诗遵循了“起承转合”的格律诗创作手法，形成了其鲜明的气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将原诗的“起承转合”传递给译文读者，进而呈现原诗隐含的气脉，最终彰显格律诗的独特魅力。
译文1将原诗译为八行，保留了原诗“四联八句”的形式特征。然其八行开头皆为大写，会给读者造成译诗“各行诗学功能等同”的错觉，和原诗四联“起承转合”的创作手法相互龃龉。虽然其通过“奇数行皆逗号结尾”的方式做了补救，旨在说明译诗“每两行一个意群”，以吻合原诗“两句一联”的写作风格，然其每行开头都大写的方式却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这种效果，因此译文1未能有效传达原诗四联的“起承转合”之创作手法，进而未能呈现原诗的气脉。译文2也将原诗译为八行，但其奇数行开头大写且以逗号结尾、偶数行开头小写且以点号结尾，意即译诗每两行才构成一个意群，这和原诗“两句一联”的写作风格高度吻合。因此，译文2在形式上较好地呈现了原诗四联的写作风格。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译文读者未必知道译文2“每两行一个意群”对应的是原诗《春望》的“起承转合”之创作手法，但他们可通过译文2所呈现的具体内容去自行领会。不难发现，译文2在内容上紧跟原诗，译诗每行和原诗大体忠实对等，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深层语义，有利于译文读者在此基础上对原诗气脉的把握。
此外，译文2个别地方还有出彩之处。如原诗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至少包含“诗人有感于时局，花儿流泪；诗人愁恨与家人离别，鸟儿故而心惊”和“诗人感于时局，即便看到花也会流泪；诗人愁恨与家人离别，听到鸟鸣声亦感心惊”这两层意思。译文2通过“意象并置”的方法，将其译为Stirred by the time, flowers, sprinkling tears,/hating parting, birds, alarm the heart.，巧妙传递了原诗的含混性，增添了译诗的文学性。
故此，我们认为译文2在内容和原诗忠实对等的前提下，通过“奇数行开头大写且以逗号结尾、偶数行开头小写且以点号结尾”的表现形式，较好地传达了原诗“起承转合”的创作手法，最终呈现了原诗的气脉。
三、结语
“文气”作为肇始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学界至今对“文气”的内涵尚无清晰的认识。古典诗词作为我国传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文气。本文从中国传统文论中挖掘相关话语资源，并遵循“由小到大”的原则，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划分为气息、气势、气脉三个层面。其中，气息指向字词层面，气势指向短语和句式层面，气脉指向篇章层面。有关中国古典诗词文气之英译，本文基于“生命气息的复活”“气势的准确传达”“气脉的真实呈现”三个方面对其展开探讨。首先，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具有“诗眼”功效的副词和动词入手，认为译者可深入辨识其中蕴含的生命气息，从而使其在译入语中得以复活；其次，基于气概和情感力度两个维度，认为译者可分别通过巧妙措辞和转换句型之方法，以准确传达古典诗词的气势。最后，以“起承转合”之格律诗创作手法为例，认为译者可通过“奇数行开头大写且以逗号结尾、偶数行开头小写且以点号结尾”的表现方式来真实呈现格律诗的气脉。
作为一项有关中国古典诗词“文气”英译的尝试性研究，本文对“文气”内涵的挖掘和认识尚不够全面。比如传统文论中的“气象”“气韵”“气魄”等等，都是“文气”的重要体现，对于它们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体现及其英译有待进一步探讨。“文气”作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关涉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词）文学性的生成。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背景下，如实传递中国古典诗词的“文气”，不仅有利于传达其文学性和艺术魅力，也可彰显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 本文将“文气”引入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希冀能引发学界对“文气”的思考和重视，同时也为当下中国文学外译提供启示和借鉴。作者简介周方衡，博士，南昌航空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文学翻译。文献来源：原文载于《中国翻译》2025年第2期，第147-155页。
原文参考文献从略，文献来源及“浙大译学馆”。
2025年04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