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调查研究论文翻译-中英
Clement（1987）记录了一个在英国北部Salford进行的特别有趣的实验，尝试对向普通医学从业者、社会工作家、缓刑督察官、卫生访视员和区域护士提供咨询服务的项目作出评估。如同Spratley所述，咨询的话题是客户的醉酒问题，概念性背景设定为很多工作家在处理醉酒问题时低的角色安全感和治疗责任感。2个精神科护士和1个社会工作家组成一个社区醉酒小组(CAT)，予以特殊基金，指定2名研究工作家评估其方案。
其中最有趣的是Clement记录的项目，涉及到所用方法时有所妥协。原来的意图是提供单纯形式的案例咨询，由于他们花了很多精力与目标职业的组织成员面对面讨论他们的方案，分发说明传单和海报，结果他们发现大部分的目标咨询者并不接受他们的方案。小组成员发现他们需要作出妥协，在咨询者凭借小组帮助，继续会见客户的时候或者之后，给予联合评估，必要时还要加上短期介入。普通医疗从业者发现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妥协，坚持更传统的安排，将客户转给小组进行治疗。实际上，包括普通医疗从业者的案例的分析，在评估的两年内，进行联合评估的客户案例只有26%。
然而，该项目评估良好，在一个大的城区进行，人口为10万住户，结果很详尽。到最后涉及直接客户工作、咨询和教育的结合，适用于工作家和咨询者他们的需求。选择一组工作家，并非随机选择，但是尽可能保证等值，让他们接受一系列的一天醉酒教育和客户/咨询服务。第二组只接受客户/咨询服务，第三组不给予任何服务。证实半数的案例中，相比普通医疗从业者，其中工作家偏多，咨询是有意义的。治疗责任感在两年内有所增加，尤其是那些接受教育和客户/咨询服务的人。相比未接受服务的对比组，接受服务组小组内角色感得到提升。在项目进行的第二年，接受服务组的待处理案件中有在大量的酗酒者问题。虽然GP没有从服务咨询方面获得好处，但是这些提供服务的人认为小组成员对病人反应迅速，使得他们在处理这些有酗酒问题的病人时，相比于对照组，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支持。
Clement也做了一些有趣的实验，证实代理机构和管理部门的支持的必要性，也证实需要别人的帮助。由咨询获益最多的专业小组是感化官，该组人员报告了从他们的代理机构处获得的和醉酒病人一起工作的最高水平支持。社区精神科护士并没有报告有得到关于他们职业的内部管理支持，不过替代的是可得到外部机构的支持，根据他们需求将病人移送至其他机构，如GP。他们对项目的反应能力也很好。社会工作家，卫生访视员和区域护士即没有内部支持，也没有外部机构支持，反应能力较弱。因此Clement表示问题常存在于“医疗失职结构”，而非“医疗失职人员”。
Spratley-Clement模式是一种混合型的。Caplan的影响非常显而易见，其他人更深入的发展了咨询者中心的咨询模式，并非从Caplan的意义上来说，关注咨询者缺点以如何改变其缺点，而是从顾问能接受的咨询者自身语言和框架的意义上来说。后者避免了受到诱惑，“用顾问自己的措词和概念框架重新定义资料”（A.Brown,1984,p.44）。在顾问和咨询者的需求很明确时，Brown有一些很有用的建议。在他俩接触的最初开始，首先确定咨询目标和所用方法。当然他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合同或者协议。因为Brown工作的社会工作环境通常是一个劳动者的操作环境，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从业者，确切一点是线性管理工作上的成员。他也详细说明了非常有必要明确监督者和线性管理者角色的外部环境，甚至在最初的接触会议上必须包括该项。一方面，存在可能性，咨询者和监管者发生冲突，增加了工作家和监管者的分歧，从而削弱了后者的地位。该建议可明确类推到其他工作环境，即咨询者需要对其他的势力作出反应，如一个经理，也包括一个顾问。咨询者是监管者或经理，顾问产生中心系统的另外一个例子（Bronfenbrenner，1979）。
Brown法也包含很多有意义的给准顾问的建议，但是和其他方法不同，因为他将咨询广义定义，包含一些不被纳入的工作类型。例如，他写道参与者咨询，可能包含与客户一起工作（如Clement法，1987，Salford项目），或者生活咨询，顾问直接观察咨询者的工作。他也提到现场环境顾问，这个名词表示顾问定期到咨询者的工作环境访问他/她。他也将与一个或多个客户一起的咨询纳入其中（在该案例中，咨询者之间的关系本身称为一个中心问题）。还有社会工作咨询，咨询者的角色定位为组间的冲突媒介。他也讨论了平等咨询，两个工作家轮流充当顾问的角色，帮助另外一个人，和内部代理机构指向的官方咨询一样（就关系而言，有特殊问题），也和咨询者的监督者给出的咨询一样。
如同前面所讨论的，由于角色混乱，违背了咨询者应该自由的接受或者拒绝顾问的帮助或支持的重要原则，后者确实不包含在一些作家提到的咨询中。考虑到这些困难，Brown认为如果一个监督者能够灵敏的使用他的权威，可使监督者-顾问满足更多被监督者-咨询者的需求，因此相比一个没有权威的顾问，能够产生更深远的影响。Caplan和其他人设想的顾问，使用他/她的专业或者能力权威，但是我们在第5章讨论的权力和影响力表明，不同来源的权力并非如同权力来源类型论所说的泾渭分明，一种形式的权力能够转变为另外一种。从另一方面来说，一个监督者能够利用影响的广泛基础，包括合法性，个人的，引导的，甚至是强制权力。更重要的是，监督者的权力可能是广泛而密集的。因此，提出一个合理性的，虽然现在未被证实的假设，一个咨询者，如果顾问是他/她的监管者，其自主权和支配感会比一个顾问不是监管者的咨询者少。
2013.9.3